【快印客导读】史上，为印书而雕的木版与纸张结合的一刹那，人类历史从此涅槃重生。印本书进入人类文明的历程，文明不再混沌。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当初将二者结合的智者们姓甚名谁。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是我们的祖先。
著名学者白化文先生对书版曾有一比，“中国古籍，除了抄录出的钞本以外，全是发明印刷术的中国人应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来的，中国印刷术及其书版，应该说是中国乃至东亚等某些国家的印本书籍的母亲”。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将古籍版片纳入常规申报，这不啻一个迟来的邀请，约我们就此踏上古籍寻祖探亲之路。
雕版印刷，辉煌文明
溯文明之河而上，我们今天仍然在寻觅雕版印刷的源头。考古发现、科学研究延伸着人们的视线，我们正在知道并期待还会更多地知道在中古发生的有关雕版印刷的事情。
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这样一路走来。这足印，是世界印刷术婴儿期蹒跚学步留下的痕迹。
有关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3世纪，我国就已经具备了规范的文字、成熟的雕刻技术、物质材料及图文转印术。这一切，无疑为雕版印刷的诞生铺就了温床。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社会需求，遂使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
关于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主流的说法是其发端于唐，奠基于五代，兴盛于两宋，延袤于元明清，至民国而式微。
1966年在韩国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为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携走、现收藏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其随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而呈现于世，再现了千余年前中国唐代印刷术的精湛技艺与迷人风采。
9世纪时，中国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旧唐书》上的一条记载，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大和九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民间刻印历书的风行。否则，皇帝何以要亲自采取整治行动。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官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前后22年刻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两部。
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张从信在成都雕刻全部《大藏经》，费22年，计1076部，5048卷，版片达13万块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
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在中国雕版印刷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彩色套印技术呈现的瑰丽，让任何文字描述都黯然失色。北宋初年，四川就流行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14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的凌、闵两家都是擅长套色印刷术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提高。这种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末《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亲眼目睹的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是雕版印刷王冠上的珍珠。源于雕版印刷的这一技艺，运用极精确的表现手法，毕肖原作，几可乱真。荣宝斋制作的木版水印画中最著名的要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复制过程历时8年，雕刻木版1667块，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与原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荣宝斋曾流传一段佳话：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的经理把著名画家齐白石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墨虾》，告知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端详了许久，最终摇着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雕版印刷术是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印刷术古老的技术源头。它为人类的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中华民族因它的馈赠，拥有了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
雕版印刷的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之情澎湃。随着人类认识自身能力的进步，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有更多的期待。
古籍版片，你可安好
保护中的雕版不同于它所印刷出来的书本，每一块雕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都有它自身的特征。相比存世古籍，它因体积大保存不易、存世数量有限更显珍贵。2009年，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为代表的雕版印刷，被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一份关于现存古籍版片的初步调查，让人视之心里并不轻松。作为古籍版片的故乡，我国现存版片的数量，尚不清晰。从已经报上来的数字看，存世版片超过百万。“虽说历史上屡遭政治动荡兵燹水火，但先人在遗留给我们大量典籍的同时，也保留下来一批宝贵的原刻书版。据我初步统计有150万块以上。”北京大学教授肖东发的统计，比上报统计，显得乐观。
我国目前藏有较多雕版版片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浙江图书馆、广陵古籍刻印社、德格印经院等机构。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为官刻版片，即清内府和武英殿所刻，总量有23万片，含藏文和满文大藏经版。其中最早的是明代内府所刊刻的《性理大全》《文献通考》《五经四书大全》等书版。原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乾隆《大藏经》版片，上世纪70年代移藏首都博物馆。
浙江图书馆则收藏了民国初年兴盛一时的南浔嘉业堂藏版，《适园丛书》《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章氏丛书》都在其内。
四川德格印经院清光绪年间书版曾达30多万块，清末土司内乱时流失不少，1978年清理统计存有21.7万块。该院院长泽旺吉美活佛提供的最新数据是藏版32万片。此外北京云居寺、福州的涌泉寺、泉州的开元寺及西藏纳塘寺、拉萨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青海拉加寺、甘肃拉卜楞寺、甘肃卓尼禅定寺等多个印经院，以及金陵刻经处、扬州藏经院等也都藏有不同数量的版片。
广陵古籍刻印社现存清代和民国古籍版片计16.7万余片，其中不乏影宋、影元和影明刊本，展现了宋、元善本的雕版风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中国书店所藏版片6万余片。
毋庸置疑，在科技飞速发展中，雕版印刷这种成本昂贵的古老印刷术终将走向消亡，消失在文明的进程之中，唯一留下来的只有一块块无言的雕版。拂去现存雕片的蒙尘，我们可以看到虫吃鼠嗑、水火灾害、霉烂留在它们身上累累疤痕，也可以看到让人痛心的人为伤害。
版本目录学家沈津曾说，书版难有百年长守之局。以毛晋汲古阁而言，当年刻书之多非晋莫属，然时过境迁，晋刻精本之品，却为后人作薪炊之物。传晋孙不知何名，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版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
沈津认为，大量的书版都是为兵燹之因而毁。一场兵火焚掠之后，藏书家所有奇书秘册，顿时灰飞烟灭，其中应有大量私家坊间刻书的版片。其次，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被人为地扼杀，被大量毁掉。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因“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前后近20年，毁去图书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收书相埒。在收缴过程中，接踵而来的则是作者著作的书版。收缴的版片有三种下场：交玻璃厂作柴火;劈销;尚可铲用者，作为刊刻别项书籍之用。
然而，版片即使保存在皇家的武英殿中，也并非万无一失。同治八年武英殿被火烧毁正殿、后殿、殿门、东配殿、浴德堂等处，书籍版片毁去不少。实际上，在被火烧之前的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九，武英殿官员即有折子报告：本处查顺治年间《御注孝经》，本殿现有库存书三十九部，其版片无存。又查雍正年间《御纂孝经集注》，书版俱无。为此呈报。
同治八年之后的光绪二年，左宗棠奏准请领书籍现存书版，但他只取到《佩文韵府》《袖珍渊鉴类函》《唐宋诗醇》《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前汉书》《后汉书》7种，而《周易折衷》《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三礼义疏》《性理精义》《唐宋文醇》《袖珍古文渊鉴》《史记》《四书》《文选》11种的书版，已无踪迹可寻。
由沈津先生讲述的故事，不由想到，浙江嘉业堂版片的经历，是离今天最近的往事。嘉业堂藏雕版来自三方：浙江官书局以及浙江图书馆刻的雕版、嘉业藏书楼主人刘承干刻的雕版与社会各界捐赠的雕版。刘承干刻印古籍始自1913年，20年间，先后刻书187种30001卷，所刻雕版近40000片。但此盛景只是昙花一现。上世纪30年代，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民族灾难，嘉业堂由盛转衰，书楼以及雕版库房因疏于管理和修缮，逐渐破败。1951年四五月间，由于雕版库房一度被征用为医院病房，版片被移到露天堆放达两月有余。同年7月，浙江图书馆收回嘉业堂书楼东侧四进平房，版片才重新回到库房。直到1984年，浙江图书馆对书楼和雕版库房进行了嘉业堂建立近百年来的第一次维修，版片存放条件才有了改变。2009年，浙江图书馆将雕版库房的改造列入“嘉业藏书楼雕版保护工程”。有关研究人员在雕版建档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雕版印刷的程序，发现了一些早年运到嘉业堂存藏的印量不大存世较少的珍贵雕版。
浙江嘉业堂版片的经历，何尝不是现存版片经历的缩影?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嘉业堂版片际遇，是令众多版片羡慕的。
即将走上探望印本古籍母亲之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脑海中又一次出现这样的场景：
白化文先生站起来，向在座的学者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版片能够被重视起来，加以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耄耋之年的白化文先生，又一次说出心中的记挂。
白先生并不孤独，他说出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学者心中的共同之思。古籍版片终将进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
即将上路的此刻，我们心中充满期待。因为，我们的努力，不仅告慰先人，也造福来者。